一文看懂為什么“哈耶普斯麻”就是世界最頂尖的名校？！

“哈耶普斯麻”何以成為世界頂尖大學？美國何以成為眾人向往的留學目的地？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Miguel Urquiola從經濟學角度指出了美國大學成功的關鍵：頭腦、市場與財政。他回顧了美國大學的發展歷史：從因英國影響以宗教為主，到被歐洲大陸影響改革后以學科教育為主；探索不同的資助模式以為大學學子提供研究經費；正是這些不斷的教育變革促使這些頂尖大學到今天的位置。

同樣作為美國最早一批建立的高校，為什么在今天，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大學，而很少有人認識威廉姆斯文理學院？

為什么我們會認為大學與文理學院不是一個“量級”？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嗎？

當申請美國大學時，為什么我們會唯QS排名“馬首是瞻”？QS排名意味著什么？

這些問題歸根結底，都是一種導向。要解釋這種導向，深刻理解今天美國大學的現狀，時間需往前撥回至1860年—1930年。

1860年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年，同樣也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分水嶺。

1860年之前，美國只有包括哈佛大學（注：哈佛也曾被稱為哈佛學院）、威廉姆斯文理學院在內的9所學校，這些被后來的研究者統稱為“戰前學院”（Antebellum College）的學校在學術聲譽上都屬籍籍無名。

從1860年到1930年，是美國高校從學院（College）到大學（University）的轉變。

從籍籍無名到一舉躍升為世界一流水平，美國高校是如何做到的？

針對這個問題，經濟學家Miguel Urquiola用經濟學的方式進行了研究，并給出了結論：市場、頭腦與財政（Markets、Minds、Money）。簡言之：搞就業、搞人、搞錢。解決了這些問題，美國大學才最終成為今天的“哈耶普斯麻”。

 

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，戰前的美國學院深受歐洲影響，其最明顯之處在于學院與宗教的關系極其緊密。

1.博雅教育與專業化學科教育的博弈

戰前美國學院主要以培養牧師為主要功能和目標。這個時期，美國學院中的老師大多都當過牧師，或者有宗教背景。這個比例在1862年的達特茅斯大學超過60%，在1868年的普林斯頓大學超過70%。

宗教導向也決定了戰前美國大學的學習內容。當時的美國大學還未出現細分化的專業，學生主要學習從宗教延伸出的博雅教育（Liberal Arts）：邏輯、修辭、音樂，以及語言（希臘語、希伯來語、拉丁語）。對于大學來說，提供專業化的知識和先進的理念是費錢又冒險的。

而對比同時期的歐洲，我們馬上會發現美國的落后。

歐洲的改變源于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需求在發生變化，啟蒙運動也讓政府在教育中投入更多財政資源。

于是有了從通識教育、博雅教育到學科化教育的改革。

哈佛大學

教育部將中學作為學生接受通識教育的階段，而在大學進行某一領域的專門學習，這直接促成了現代大學的產生。

許多美國正在接受的傳統課程在歐洲大學中正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專門的學科教育。

財政可以讓大學吸引更多的人才，于是課程改革也應運而生：一個教授教一系列課程的方式不再通行，大學有能力聘請不同學科的教授進行專門學科的教育，并且給予學術最先進的學科知識。

這樣做的直接結果是教授們有了更多的時間投入到科研（而不是教學）中。

這樣的改革結果非常明顯。1850年，歐洲產生了幾個非常強大的大學，其中最強的哥廷根大學已經建成了配備齊全的圖書館，有100多名教職工。

因此，19世紀歐洲大學遠超同期美國大學最主要的原因在于，歐洲大學抓住了工業革命產生的社會需求變化這一關鍵節點，適時轉變教育內容，讓學生在大學獲得的知識可以順利轉化到工作當中。

雖然美國也處于社會大發展時期，工業化帶來對醫學、化學、物理，甚至社會大發展出現的社會問題需要社會學、人類學等社科專業的需求，但這些無法被“宗教化”的大學所滿足。“供”與“需”之間出現了巨大的不平衡，社會發展倒逼的大學改革迫在眉睫。

 

2. 保守派和先鋒派

在戰前美國學院中，教學理念分歧使當時的美國教授、學者、學生分裂為保守派和先鋒派。

不同于今天動輒上千人的大學師資規模，改革前的美國學院，只有三種類型的老師：校長、教授和導師。

一般大學只有兩位教授，這里的教授與今天的概念也不同，它只是“美國最富有大學的一種裝飾”，一般由年長、富有聲名的人擔任，因此哈佛大學在該職位創造出來之后的一個世紀都沒有人任職。

導師位于最低一級，主要負責學校的授課工作，通常情況下他們是本科生，畢業之后留校任教，類似于今天研究生的情況。在哈佛大學成立的前一百年里只有不到五個導師，而且絕大多數是男性。

當時教授的薪金非常少，有時甚至是無薪。1860年代，哈佛、耶魯大學的教授薪金甚至低于生活水平花費；而導師的薪資則跟手工藝人差不多，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，對科研感興趣的教授要自己貼錢買實驗材料進行學術研究。

至于學生，他們的授課沒有專門化分工，在學習方式上，也是以閱讀、記憶和背誦為主。

就像一架懶得動彈的機器，大學機制中的每一環都缺少生機和活力，并以保持傳統為己任。

于是想要獲得更專業學術訓練的美國人紛紛到歐洲求學。

1895年，到歐洲（尤其是德國留學）接受博士學術訓練的注冊美國年輕人達到頂點，后來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，彼時還是學生的Nicholas Butler曾表示：“到訪德國之后，才知道什么是大學，什么是學術研究，美國大學要想比肩歐洲大學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”

這批在歐洲接受頂尖學術訓練的“最強大腦”，他們在歐洲獲得的學識、對大學（University）的學術研究印象，都日漸成為對美國本土大學的改革意識。他們在學成回國之后，成為美國大學的改革先驅。

本土教育人士的“保守”與歐洲歸國教育者的“先鋒意識”，是不同的教育訓練的結果，而正是后者決定了美國大學的崛起之路。

前面我們提到了美國大學轉型成功的兩個因素：市場供需與不同學術體系下的頭腦思維，這些狀況的轉變都亟需一個最重要的條件：錢。學校的財政狀況往往會決定改革的成敗。

1.教育改革首先要解決財政問題

George Ticknor是第一代到德國受訓的美國人，1815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，回到哈佛之后教授法語、西班牙語和文學。

他的改革主張非常接近現代大學：

呼吁大學給教授更多科研時間；

讓學生從傳統的背誦記憶學習方法改為評論、解釋、分析；

以系別的方式組織學校，最終形成不同的研究生教學；

擴充大學的教學范圍，所有學科都應涉及

 

然而當他把改革意見遞交給時任哈佛校長時，直接被校長以“哈佛比較窮”為由拒絕了。

相反，如果有充足的財政作為改革的保證，創新成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。

在戰時美國大學的教育改革中，將教育重心從本科教育轉移到研究生教育是非常艱難、也很冒險的決策。當時的美國還沒有任何一個工作需要碩士學歷。紐約大學率先開設了MA，但在需求量太少、財務緊缺狀況下，學校又不得已停止了MA。

唯一的成功特例是耶魯。

1850年，耶魯是當時聲譽最好、有最多畢業生的學校，這為研究生的申請需求提供了保障，也就讓以學費為主的財政收入有了保障。

耶魯大學

時任耶魯校長Theodore Woolsey稱自己是激進的保守主義者，在他的就職演說中，他說耶魯還不是真正的大學（University），要成為真正的大學，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是最重要的舉措。

在資金充足、需求量大的前提下，他創建了心理學系，該系又發展為美國第一個研究生院，這個嘗試非常成功，1861年，耶魯大學頒發了美國第一個博士學位。至此，耶魯大學才完成了到“大學”的轉變。

當然也會有自己創造“財源”解決財政問題的大學改革。Francis Wayland作為當時布朗大學的校長，正在面臨學校招生困難而帶來的財政匱乏問題。

于是在1840年，他大膽地在傳統的通識教育外，開設了科學、農業等應用性更強的專業作為選修課程。學生可以雙選兩種并行課程，學習應用型專業可以獲得特殊學位。

這些“對口”專業可以讓畢業生順利找到“對口”工作，滿足社會需要的同時反過來也解決了學校的財政問題。

 

2.尋找新的資助模式

有了前面的嘗試，美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驅者還找到新的商業資助模式，其中最早取得成功的是康奈爾大學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。

新的商業資助模式既需要捐贈者和領導者在教育理念上一致，也間接反應了豐富的財政資源將會直接推動高等教育發展。

Ezra Cornell在建校前表示：“我將建一所任何人都能在任何研究中得到指導的學府（I would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study）。”這句后來成為康奈爾大學校訓的話，在當時的語境下就是指以專業化學術研究為導向的綜合性大學。

基于這樣的理念，1865年，康奈爾大學第一任校長Andrew White將課程進行改革，分為技術導向和學術導向兩類，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，也達到了創校的目的。

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成功則反映出在理念一致性的基礎上，錢是如何推動高等教育走向成功的。

約翰霍普斯金大學

作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捐贈者，Johns Hopkins希望自己的財富可以建立一所大學和一所醫院。面對如此巨額的捐款，董事會將辦學方向定位于更“燒錢”的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，他們咨詢了時任密歇根大學、哈佛大學、康奈爾大學的校長探討研究生教育的必要性，不過校長們都模棱兩可。

Daniel Gilman卻與董事會的辦學理念不謀而合，他認為美國不需要一個又一個相似的大學，而需要一個學生可以接受最好的學術訓練的大學，在這里如果他們沒有本科期間良好的學術訓練基礎，他們的研究生申請會被拒絕。

作為約翰霍普金斯第一任校長，Daniel Gilman將辦學重心放到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。

他看中學術論文的出版，于是創立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；他聘請不同學科的資深教授，到1884年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擁有超過50位教授，大部分人在德國受過學術訓練；他贊同教授將研討會（seminar）的形式應用到教員之間的研究展示和研究生課程上，這一形式流傳至今。

不僅如此，Gilman還建立了霍普金斯大學醫院、開設醫學院，這一舉措成為后來美國大學的潮流，即在大學建立專門的學院，這也極大提高了美國醫學訓練和醫學行業的地位。

改革的結果就是學校培養的博士生很快超過了哈佛和耶魯的總和，許多人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為“巴爾的摩的哥廷根”。

由私人巨額捐資而設立的大學在資源方面得天獨厚，無論是建立校舍的土地、建筑等硬件設施，還是聘請教授、開設以科研為導向的研究生院、開辦醫學院、創立大學出版社、期刊等等軟件設施，都所費頗糜，沒有大量的資金投入是不可能產出“世界一流”的成果的。

 

為了顯示出美國大學在超過半個世紀里連續的學術表現，Miguel Urquiola參考了1850年至2016年諾貝爾獲獎者（物理、化學、醫學、經濟學領域）在自傳中對大學科研投入的評析，大學出現頻次及大學所在國家成為重要參考，并在數據上呈現出其改變和提升的過程。

雖然這種研究方法有其粗略之處，但在時間延續性上及學術水平展現上相對可靠。

在639位諾獎獲得者的傳記中，共提到了大學3120次。從被引用學校來看，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以總數170次并列第一。引用前二十五名中：

在1855-1900年，以歐洲為主導，這一期間沒有美國大學被提到；

1901-1940年，劍橋大學居首，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進入前五；

1941-1980年，哈佛大學居首，前七位中的六位都屬于美國，

1981-2016年，前七中的所有大學都是美國大學。

以十年為一個時間段，從1870年至1910年，德國以絕對的優勢位列第一，英國、法國緊隨其后；

1911年至1920年，美國大學在引用上躍居第一，一舉超過德國，并在下一個十年以壓倒式勝利“碾壓”歐洲其他國家。

總的來說，1800年之前，美國大學學術研究水平很弱，從1860年到二戰前1930年代前，美國大學獲得了飛速發展，一些學校先取得了主導地位，隨后美國大學整體科研水平全面提升，使越來越多學校躋身世界一流水平，至此還從未被超越過。

 

研究型發展導向會讓美國大學永遠保持世界頂尖水平嗎？

也許不會。

在經過百年發展之后，過度強調“精、專”開始顯現弊端，這一次，似乎又回到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的博弈上。

在今天的美國，綜合大學以研究型為導向，在研究生教育和學術研究領域更具優勢；而文理學院則只開設本科教育，繼承博雅教育，以自由、人文為內涵，強調文理兼修，給予學生足夠的探索自我的機會。

看起來是“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”，但實際上，研究型導向削弱了本科教育的質量。

過度強調研究生教育的學術研究使本科生教育質量下降。教授全力投入科研，不再承擔本科教學任務，轉而由博士生或博士后助教全權負責，這固然可以增加科研產出，但卻大大違背了研究型大學改革的初衷：“讓大學生接受最前沿的專業知識”。

在資源分配中，研究生教育占據了大學財政資源的大半壁江山，為研究生提供優厚的獎學金支持，為研究生提供充足的科研基金成為美國頂尖大學的傳統；

反觀收費昂貴的本科生教育，讓許多人拿著offer卻望而卻步，這些現象未嘗不是對當下美國高校現狀的反饋。

長此以往，如果美國頂尖高校的本科教育無法與研究生教育保持同步的高水準，學術研究豈不“后繼無人”？

此外，研究型導向也讓以本科教育見長的文理學院不占優勢。在QS前一百名中，幾乎不見文理學院，因為該排名以學術聲譽和學術研究能力為主要測評標準；換言之，QS排名對研究生教育質量更具參考意義，而不甚了解內情的本科申請者也以此為重要擇校參考，導致優秀的文理學院無人問津。

在面對社會時，以博雅教育為專長的文理學院也不占優勢，不僅是在美國，甚至在中國，美國大學畢業生在求職時，其所在大學的QS排名是企業雇主的首要考量因素，這再度擠壓了文理學院畢業生的就業空間。

一百多年前的大學改革，是適應工業化社會發展的產物。在今天信息化、電子化的人工智能時代，在人類逐漸被“物化”、“工具化”的時代，在越來越“卷”的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躺平的時代，我們似乎又在面臨一個全新的關鍵變化節點，過往的改革經驗還能通行嗎？這值得我們深思。

無論是從歷史看現在，還是從現在看未來，教育必然要不斷經歷改革，才能有所發展。教育變革與社會變革相輔相成，只有在永恒的改變中，教育才能產生新的血液，帶來新的力量。